“《被蒙蔽的視野》:被下放勞改的袁隆平,靠著雜交水稻研究救了自己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被蒙蔽的視野》:被下放勞改的袁隆平,靠著雜交水稻研究救了自己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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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姆士・波斯克特(James Poskett)

和流行看法相反,毛澤東本人並不反對現代科學。

事實上,就像世界上許多社會主義領導人,毛澤東也認為,科學在共產主義治下能夠蓬勃發展。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宣稱:「我們必定能夠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幾年之後,他重申了這項主張,認為「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大革命運動」之一。

有鑑於此,中國政府在一九五三至五七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投入了大量資金,將國家科學預算提增至三倍,來促進新的科學研究機構的發展。甚至到了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還批准創辦一所新的遺傳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Genetics),附屬於北京的中國科學院。

接著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試爆,讓許多美國決策者大驚失色,因為他們早就認定中國根本沒有能力產出任何先進的技術。

在這同時,中國共產黨也不再奉守李森科主義。這部分是肇因於地緣政治局勢的改變。一九五六年,毛澤東開始與蘇聯決裂,原因是他認為蘇聯並沒有全力投注於世界革命事業。就在那一年,毛澤東發表了一場深具影響力的演講,其中他確認知識必須有更大的多樣性,特別是就科學這方面。

他宣布,要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激勵一群中國科學家籌辦了一場重要的研討會,共議遺傳學的未來。在開幕式上,一位中共官員明確表示,李森科主義不再是國家政策。「我們的黨不希望像蘇維埃黨那樣干涉遺傳學辯論,」他解釋道。

這位官員甚至還就最近發現的DNA結構,冠上了一種馬克思主義詮釋,並指出這就證明了基因概念有其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包含一種觀點,那就是一切事物,甚至連「基因」這樣的科學概念,都是生命之物質條件的產物。如同馬克思所述,「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接著那位官員引用毛澤東的講話來總結發言,他說,在科學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中共的政策也是讓「百花齊放」。

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情況,中國對現代遺傳學重新燃起興趣,主要是出於糧食供應出了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遭受嚴重饑荒荼毒,超過兩百萬人喪命。接著又有一九五九至六一年的「三年大饑荒」。在那三年期間,超過五千五百萬人死於這場慘禍,事後更證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饑荒之一。這

場饑荒根源自許多不同因素,不過首要起因是中共放下糧食生產,卻調用鄉村農民投入大煉鋼鐵的政策。採用李森科主義更讓情勢惡化,由於中國農業科學家在一九五○年代把他們的時間大半都浪費在徒勞無用的實驗上頭。當然了,毛澤東是不肯承擔責任的。

儘管如此,中共也認識到,它是無法承受這種災難重演的,於是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便大力投資於農業科學和現代遺傳學的發展。

袁隆平腦中縈繞著三年大饑荒的記憶。他後來回顧表示,看到軀體倒在路邊,孩子為求生存,無計可施,只好拿土來吃。就是這種無情經歷,激使袁隆平尋找能提高中國作物產量的新方法。如今,他被尊奉為開發出第一批雜交水稻品種的功臣,這是歐美許多科學家都認為不可能實現的重大突破。

袁隆平一九三○年生於北京,代表中國遺傳學歷史的另一面。不像中國上一代的多數科學家,袁隆平並沒有留學美國接受培訓,他是在一九五○年代早期就讀於西南農業大學,主修植物遺傳學。這所學校是中共創辦的新設研究院之一。

袁隆平求學時,李森科主義依然主導中國的遺傳教學,甚至他在大學還必修俄語。不過袁隆平的一位講師私下向他介紹了孟德爾遺傳學,還拿了一本很流行的美國教科書的老舊中譯版本來與他分享。牽連上這種事情是很危險的,那位講師後來遭撤職,從此行蹤杳然。袁隆平很快學會保持低調,不過他仍繼續閱讀孟德爾,還拿最近出的《人民日報》來包他那本教科書,把它隱藏起來。

一九五三年畢業之後,袁隆平分發到安江農業學校工作。學校座落於湖南省西部一所古老佛寺。就連在中國這處偏遠地區,李森科主義仍影響遺傳學家做研究的方式。袁隆平奉命進行古怪的實驗,將番茄植株嫁接到一株番薯上,期盼能產出新的雜交種。結果不消說,實驗失敗了。

幾年之後,三年大饑荒蔓延到了湖南。袁隆平親眼目睹那種慘況。「我看到五個人倒在路邊、田埂或橋下,奄奄一息,」後來他回顧表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大饑荒之後,袁隆平終於能夠開始在安江農業學校傳授孟德爾遺傳學。

前面提過,到這時候,中國已經和蘇聯決裂,於是又能安全地批評李森科主義。不過袁隆平仍應依循社會主義的科學研究模式。中共提倡「群眾科學」觀點,認為「老農」和「知青」要相互學習。「在很大程度上,發明不是出自專家學者,而是得自勞動人民,」《人民日報》解釋。

因此,像袁隆平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科學家,也應該花時間下鄉向農民學習。毛主席稱此為「農村科學實驗運動」。

因此袁隆平將大半時間都花在附近田間,和農民交談,並指導農民認識孟德爾遺傳學的基本知識。事實證明這非常有用。一九六四年夏天,袁隆平在當地稻田走動時,遇上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水稻植株品種,花朵形狀很奇特。他好奇將標本帶回安江農業學校。花朵天生具有雄性的和雌性的生殖器官。雄性器官稱為花藥,能生產花粉,雌性器官稱為心皮,用來接受花粉。

袁隆平以顯微鏡檢視那株奇特的水稻標本,並很快注意到,花藥全都皺縮起來,並不產出任何花粉。這顯示該植物是號稱「雄不稔」(male sterile)的種類。

袁隆平立刻意識到他這項發現的重要性。水稻原本就是自花授粉的植物,因此科學家認定,培育雜交水稻根本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在有機會與不同品種雜交之前,那種植物總是會自花授粉。美國和墨西哥的遺傳學家,之所以集中精神來處理玉米,這就是其中一項原因,因為玉米是自然異花授粉的植物。

不過袁隆平猛然意識到,雜交水稻終究是有可能培育出來的。他在湖南的田野裡發現了一種水稻植株,只因為隨機遺傳突變,沒辦法自行授粉。重點在於,那株植物的雌性生殖器官依然完整,能夠接受另一株水稻植株傳粉。理論上,這樣一來也就得以選擇不同的水稻品種,並與這種雄不稔標本雜交,創造出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產物——改良的雜交水稻品種。

一九六六年,袁隆平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主要期刊《科學通報》(Chinese Science Bulletin)上提出他的發現,這標誌了中國一項大規模的雜交水稻育種計畫的起點。從多方面來看,這是毛澤東「群眾科學」產生作用的一個實例。袁隆平是在中國農村與農民一起工作時開創他的發現。

為了擴大計畫規模,他也需要訓練那同一群農人,教他們懂得辨認、採集更多雄不稔水稻植株標本。接下來幾年期間,袁隆平和他的團隊採集了超過一萬四千件樣本,最後其中只有五件適合耕植。這是遺傳科學,卻不是我們通常設想的那種。沒有高科技實驗室,沒有X射線,也沒有化學物質。實際上袁隆平是把遺傳學帶回到了田野間。

儘管明顯致力於社會主義科學,袁隆平仍未能倖免於政治迫害。一九六九年某一天,他來上班時發現牆上貼了一張手工製作的海報,上面寫著:「打倒反革命現行犯袁隆平!」在這時候,一場號稱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進入最熾烈階段,那是毛主席領導來對付他眼中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社會餘毒的運動。

受株連的標的包括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國各大學學生都受鼓勵指認潛在「反革命分子」並向當局舉報。袁隆平的大學教育,還有他對歐洲與美國遺傳學的興趣,讓他惹人注意。幾星期之後,安江農業學校領導人命令袁隆平辭職。他得知自己已經被調到附近一處煤礦工作。

文革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科學家被「下放」到類似這種勞改營工作。許多人就此銷聲匿跡。不過袁隆平是幸運人士之一。兩個月艱苦工作之後,他突然被釋放,並被告知要回到安江農業學校。是他的科學救了他。

一位任職中國科學技術部的官員讀了袁隆平刊載在《科學通報》上的文章,體認到那對中國農業的未來是多麼重要。於是那位官員發了一封電報給安江當局,命令釋放袁隆平。獲得了中國共產黨的允許,袁隆平終於可以安心地繼續他的研究。

經過了一些嘗試錯誤,結合不同品種雜交培育,到了一九七三年,袁隆平成功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種能用於農業生產的雜交水稻植株,而這是許多科學家原先都認為不可能辦到的。

從許多方面來看,現代遺傳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是非比尋常的。在一九五○年代早期,中共拿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惡名昭彰的理論來大力推廣,導致許多先驅遺傳學家去國逃亡。即便在中共排斥李森科主義之後,遺傳學依然是釀成意識形態嚴重衝突的一項根源。

遺傳學家袁隆平,原本是社會主義科學家樣板,到了文化大革命卻險些逃不過意識形態清洗。這一切當然非比尋常,只有蘇聯的經驗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然而,在其他許多方面,現代遺傳學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仍與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模式十分相似。

因此,我們不該將中國視為異常,而是應該嘗試了解它如何融入更寬廣的冷戰科學歷史。

相關書摘 ▶《被蒙蔽的視野》:利瑪竇不僅翻譯西洋科學書籍,還促成「中國版文藝復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被蒙蔽的視野:科學全球發展史的真貌》,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詹姆士・波斯克特(James Poskett)
譯者:蔡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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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蒙蔽的視野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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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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