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所羅門《比遠方更遠》：身障者的烏托邦？人人通手語的印尼峇里島「聾人村」 - The News Lens…”

安德魯所羅門《比遠方更遠》：身障者的烏托邦？人人通手語的印尼峇里島「聾人村」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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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人人通手語的國度 When Everyone Signs

二○○六年我申請到一筆研究獎助金，並認識了獲同一計畫獎助的澳洲語言學家尼可拉斯．艾文斯（Nicholas Evans），他告訴我，印尼峇里島有個村子盛行一種遺傳性耳聾，並發展出以聾為常的文化。從此以後我就一直想去參觀。從南極敗興而歸後，約翰與我樂得在回程中停留於峇里島，好讓我一償訪查聾人村的心願。

我在《背離親緣》裡把本卡拉（Bengkala）形容得有如世外仙境，有些讀者便以為我在大力鼓吹「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的原始生活。這類偏鄉村民的生活並不容易，我從沒想要粉飾太平。本卡拉只有從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角度觀之才是烏托邦。全世界的聾人都難逃社會排擠，大家都夢想著所有人能夠溝通無礙，而一個人人都通手語的世外仙境，即使位於窮鄉僻壤又局限於自耕自食的苦力勞動，仍然呼應了這個夢。

峇里島北部有個叫做本卡拉的小村子，一種先天性耳聾在當地盛行了大約兩百五十年之久，不論哪個年代都有二％上下的人口因此不具聽力。在本卡拉，人人與聾人一起長大，也都懂村裡獨有的手語，所以聽人與聾人的隔閡或許比世上其他地方都來得小。我發現，在耳聾很普及的地方，這就不算是身障。聾人與聽人自由通婚，不論生下的孩子聽不聽得見，父母都一樣欣喜。

本卡拉也有「德沙寇洛」（Desa Kolok）的外號，意思是聾人村。我在二○○八年去參訪時，兩千名村民裡有四十六個聾人。我遇過有聾人孩子的聽人父母，有聽人孩子的聾人父母，親子都是聾人的家庭，也遇過聾人或聽人父母既有聽人也有聾人孩子。這個村子相當貧困，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聾人的教育程度又更低。政府僅為聾人提供透過印尼文法手語（註）進行的教育，而峇里島唯一的啟聰學校位於省首府登帕薩。

註：聾人之間溝通使用的手語稱為「自然手語」，這類手語自有其文法結構，而聽人與聾人溝通時，依照口語的文法來打出手語，因此與自然手語有所不同，這樣的手語稱為「文法手語」。

印尼文法手語根據聽覺語言的文法決定手勢順序，看在根據視覺文法溝通的人眼裡並不容易學習。肯塔（Kanta）是村裡的聽人老師，從二○○七年起推行一套教育計畫，以本卡拉獨有的「卡塔寇洛」（Kata Kolok）手語為聾人上課。村裡的聾人之前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因此第一個聾人專班的學生從七到十四歲都有，他們要學習用指拼法打出峇里語詞彙，此外也要學算數。

峇里島北部鄉村行氏族制，而聾人既有自己的氏族，也能跳脫氏族限制。例如聾人慶生時既能邀請同氏族的人，也能邀請氏族外的聾人朋友，換做聽人就絕不會邀請氏族以外的人。傳統上有幾種工作由聾人來做，他們埋葬亡者、擔任警察，不過當地幾乎沒有人犯罪。他們也負責修理老是故障的供水管線。聾人大多也務農，種植木薯、芋頭、餵牛的象草。本卡拉有傳統的村長，負責主持宗教儀式，也有峇里省中央政府選的行政村長，掌管公家政務，還有一個聾人村長，傳統上由最年長的聾人擔任。

我與語言學家吉德．馬薩亞（I Gede Marsaja）一起抵達本卡拉，他在鄰村出生，對卡塔寇洛有深入研究。我們攀進一座峽谷，在六十公尺高的峭壁下方有條河流湍急而過，幾個聾人村民在河邊等我們，那裡也是他們種紅毛丹的田地。其餘的聾人在接下來半小時陸續抵達。他們在地上墊了一大片防水布，又在布的一端鋪了紅毯子讓我坐，他們則沿防水布邊緣坐下。他們向我打手語，認為我一定看得懂。吉德幫我翻譯，肯塔則提供更進一步協助。

我很快記住幾個手勢，一等我依樣畫葫蘆，全體聾人看了都綻出笑容。他們的手語似乎有難易之分，也有不同打法，因為他們對我打手語時好像在演默劇，我能清楚跟上敘述，可是聾人對彼此打的手語，我就看得一頭霧水，他們朝吉德打的手語則介於這兩者之間。有些聽人村民的手語比其他人好，此外，雖然卡塔寇洛有精確的文法，手語不流利的人也可以比出一串純粹象形的手勢來溝通，不需要用上文法。

用卡塔寇洛打「傷心」，是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內眼角，模仿流淚往下畫。「父親」是把一根食指橫在上唇，代表八字鬍；「母親」是單手掌心朝上擺在胸前，彷彿托住假想的乳房。「聾人」是把一根食指伸進耳洞轉一轉，「聽人」是把整隻手握緊後放在耳朵旁邊，一邊伸離頭部一邊張開手指，像是從頭顱向外爆開。卡塔寇洛的正面詞彙通常包含往上指的動作，負面詞彙則往下指。

有個村民曾出外遠遊，回來以後告訴大家豎中指在西方世界是髒話，於是他們現在也會比中指，但改成朝下比，表示「糟透了」。卡塔寇洛的詞彙不斷演變，文法則相當固定。這種語言或許就如同許多手語，數十年間規則不斷增加，第二代的語言總是比第一代更精細、有條理。

當地聽人農民的口語詞彙不多，卡塔寇洛也是，學者辨識出的手勢在一千種上下，不過聾人會的顯然更多，也能組合既有手勢來創造新的意思。受過教育的西方人要建立親密關係，往往得先互相了解，而所謂的了解是透過語言揭開對方內心的祕密後，遂得以增進。不過，有些人天生不善言詞，他們表達心意的方式是料理飲食、服侍情慾、在田裡攜手勞動。言語的含意於這些人只是次要，是愛的附帶產物，而不是愛的表現方式。我們來到的這個社會，不論對聽人或聾人來說，語言都不是親密關係的先決條件，也不是探索與理解世界的主要媒介。

午飯後，十四名男性聾人圍上了沙龍，兩名女性則穿上花稍的蕾絲裝飾尼龍罩衫。聾人大多能感應鼓聲震動，他們也不例外，當他們跳起舞來，許多動作似乎源於他們有擬態特色的語言——看得出來舞步在表達乘船、抽菸、逃跑，各種意思。女性各邀一名男性共舞，其中一人的邀請對象是我，我也欣然接受，她在我倆共舞時把花環掛在我的脖子上。

後來女士們表示濕氣重得不得了，讓她們又熱又累，於是舞蹈時間就此結束。男性主動為我們表演他們擔任村裡警衛用的武術，在施展拳腳招數的同時結合手語的手勢，我看得興味盎然。有個叫蘇臘亞薩（Suarayasa）的青年原本不想示範，直到後來經不起母親出言相激才下場，他一邊秀出一身本領，一邊不斷打手語：「看我！」場面激烈又逗趣。

女士們發給每人一罐雪碧，男士們接著便提議去河裡泡一泡，於是我們穿過種植象草和辣椒的田地，下水裸泳。我們頭頂是高聳的懸崖，長長的藤蔓自崖壁垂下，男性聾人就抓住藤蔓騰空擺盪。

我在水裡翻筋斗，其他人倒立，大家也一起布置陷阱捕鰻魚。有些人潛進水裡，游到我身邊才猛然竄出穿流的水面。他們不斷向我打手語，這樣的溝通既豐富又生動，甚而令人愉悅。我們拜訪的這群人雖然貧困又有身障，但在那天的夕陽餘暉中，他們暢通無礙的溝通讓人覺得把這裡視為世外仙境似乎也不為過。

隔天，肯塔把卡塔寇洛譯成峇里語，偶爾對我說幾句有限的英語，而吉德把肯塔的峇里語譯成英語，偶爾比一比有限的卡塔寇洛，本卡拉的聾人村民則直接向我比出靈動的手語。我們能這樣雜七雜八混用多種語言，有賴全體強烈的溝通意願。就連釐清每戶人家各有幾個聾人和聽人都很困難，因為大家對於何謂家庭各有見解：家庭成員意指所有男性親屬？所有成人？還是共用一間廚房的人？

我們能問的不多，因為很多文法結構無法翻譯。例如，卡塔寇洛既沒有條件式，也完全沒有問「為什麼」的手勢；這種語言沒有範疇類詞彙（例如「動物」或抽象意義的「名字」），只有具體詞彙（例如「牛」或某人的名字）。

我們首先訪問品達（Pinda）一家，他曾兩度離婚，目前再娶了另兩個太太。他有兩個孩子，瑞絲米妮（Ni Md Resmini）生的女兒和另一個太太生的兒子，前兩段婚姻帶來的三個孩子都夭折了。他的太太和孩子全是聾人。品達說：「我不喜歡這裡的聽人。我跟他們要錢，他們老是拒絕。」品達很自戀，頻頻要求我們幫他拍照，但他也待人熱誠，笑口常開。

他說他很喜歡瑞絲米妮，因為她從早到晚割草餵牛，而且從不說話。他解釋：「聽人太囉唆了。」瑞絲米妮說：「我一直都想嫁給聾人，但孩子聽不聽得見，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女兒要是嫁給聽人老公，或許會比較有錢，要是嫁給聾人老公，將來會跟我一樣，夫妻老是吵架。跟老公語言太通不是好事，情緒一上來，兩個人都太動。」

品達似乎為太太這番預測暗自得意，他說：「老婆如果有什麼不是，聾人立刻就把她趕出家門。她要是跟別的男人走得太近，我一定把她趕走。我絕不娶女聽人，我希望我兒子也跟聾人結婚。」顯然家裡要是有個女聽人，他要當一家之主就比較難了。

我見了桑提亞（Santia）一家人，他是聽人父母的聾人兒子，太太蘇柯絲蒂（Cening Sukesti）則是聾人父母的聾人女兒，兩人是青梅竹馬。桑提亞反應有點遲鈍，蘇柯絲蒂則活潑又聰明伶俐。蘇柯絲蒂選擇嫁給桑提亞，原因是他的聽人父母有足夠的土地供他們耕作。她說：「你生來是聾人，就是聾人；生來是聽人，就是聽人。事情就這麼簡單。我從沒嫉妒過聽人，他們的人生沒比較容易，我們只要努力工作也能賺錢。我會放牛、播種、煮木薯。要是住在別村，我可能會想當聽人，可是我喜歡這裡，聽不聽得見在這裡不是問題。」

他們生的四個孩子有三個耳聾，兒子索拉普查（Suara Putra）九個月大時，夫妻倆的聽人朋友說他聽得見。他從十一個月大開始打手語，但長大以後覺得說話比較順暢。索拉普查還年輕，經常擔任父母的翻譯。他一點也不想放棄聽力或手語，他說：「大多數人只會其中一種，我兩種都會。」

但他也認為，他就算聽不見還是能過得同樣快樂。他的朋友一半是聾人，一半是聽人，他解釋：「我不會用那種方式給他們分類，因為聽聾對我來說都一樣。」然而他也說：「我想我爸媽很高興有個聽得見的孩子。不過，我要是跟他們一樣，關係或許不會那麼緊張。」蘇柯絲蒂說索拉普查的手語打得比聾人手足還要好，因為他懂口語語言，這有助他更自在表達複雜的想法。

他們的聾兒子蘇臘亞薩就是前天邊表演武術、邊打手語的人，他告訴我們，他的朋友聽聾都有，不過他很喜歡跟聾人朋友一起痛快買醉。他說：「我這年紀的聾人沒去上學，所以有時間工作，所以有錢買酒喝。」在本卡拉，酗酒問題在聾人圈子比較常見，幾個年輕的男性聾人得意洋洋地把酒後鬥毆的傷疤秀給我看。蘇臘亞薩的聾祖母說他得少喝點酒，對於他想娶聽人女孩子的事搖頭表示不以為然。我問他原因，他說：「聾人女孩子全拒絕我啦。她們不喜歡我喝酒，就算我從沒吐過也一樣。」

桑迪（Sandi）和柯比雅（Kebyar）是另一對比較年長的夫婦，與兩個聾人兒子那格達（Ngarda）和蘇達瑪（Sudarma）同住。那格達的妻子莫薩米（Molsami）是聽人，出身別村，當她發現自己懷了那格達的孩子，便決定自己最好學打手語。她說：「我在意的是老公勤勞還是好吃懶做，聽不聽得見沒太大差別。」那格達很高興四個孩子全聽得見，他鄭重地說：「這裡已經有很多聾人了，要是大家都聽不見，並非好事。」

蘇達瑪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娶了聾人太太寧平杜（Nym Pindu），並說他絕不娶聽人。與我在峇里島認識的其他人相較，他似乎更偏向西方聾人政治那種立場。他說：「聾人應該跟聾人在一起。

聽人最好配聽人，聾人最好配聾人。我想要聾孩子，也想跟聾人一起生活。」他的三個孩子全聽見。蘇達瑪喝酒喝得很凶，身上也有打架留下的疤痕。

有一天，我們原本打算先去拜訪聾人村長傑塔（Getar）和他妹妹凱絲雅（Kesyar），不過那天早上傑塔被叫出門修水管，於是我們隔天才訪談他們。七十五歲的傑塔不只還能修水管，要是手頭有錢，也會定期光顧鄰鎮的妓院，並且向我們鉅細靡遺地描述嫖妓的經驗。他上回去花了三萬印尼盾（三美元多一點）睡了三個「妞兒」。本卡拉的聾人人數起起伏伏，傑塔說他出生時村裡只有六個聾人——不過他接著解釋，他說的「人」是指「成年男性」，要是算進女人，他記得當時共有十一個聾人村民。

他經常與聽人打交道，而他打的手語很簡略象形，既沒有蘇柯絲蒂的優美，也沒有蘇達瑪那種勁道。

傑塔只結過一次婚。太太為他生了五個孩子，後來因為吃了過量波羅蜜而過世。他的孩子都聽不見，五個裡頭有四個活過了襁褓期。身為村長，他主要的職責是為聾人同盟的成員分配工作。他解釋：「有些地方要修水管，有些地方需要警衛。大老闆來找我，由我決定派誰去做工。要是有人過世，家屬會來找我，我會挑人去挖墳。不論哪份工，去做的那個人都會領到最多錢，不過一部分會扣下來作為公用的聾人基金，我們每六個月殺一隻豬——要是有錢就多殺幾隻——肉由全體聾人均分。」

傑塔告訴我，選誰去做哪項工作是政治問題，畢竟大家都想做錢多的差事。他說：「我把各人做過的工記下來，就能證明我是秉公處理。要是有人吃不飽、需要工作，我就讓他去。要是有人很久沒工作了，我也給他們機會。」別的聾人向傑塔打手語時，用的是比較正經、有禮的手勢，換作傑塔自己向聽人打手語，也是用比較有敬意的形式。傑塔沒被歧視過，但談起聾人晚輩享有的自由，仍滿心羨慕。他認為現在聾人變多了，生活也比較容易，如今還有學校可上。

經過多日漫長的訪談，蘇柯絲蒂邀我們去他家田地散散心。當時雖然下著雨，桑提亞仍然兩三下就爬上樹梢，為我們摘取新鮮的椰子，我們也吃了口感粉糯的玉米和濃膩的木薯。他們說了很多帶有影射意涵的笑話，蘇柯絲蒂一邊竊笑一邊向我們解釋，從前她堅決不讓桑提亞嚐點甜頭，直到他把兩人的新婚小屋蓋好才依了他。本卡拉的聾人同盟有種迷人的自然大方，一種很快就把你當自己人看待的親密。當我問起聾人會不會被歧視，他們都認為在本卡拉一點也不會。他們都有聽人和聾人朋友，也能隨意與任何人往來。

在本卡拉，他們說起聽得見與聽不見，就好像我們在比較熟悉的社會裡提到身高或種族——不過是一種各有利弊的個人特質。他們既不看輕耳聾的意義，也並未淡化耳聾對生活的影響。他們並未忘記自己是聽是聾，也不期待別人忘記。只不過，他們認為這也是一種尋常的變異，既不足以引人側目，也不算嚴重身障。除了地理限制，本卡拉的聾人同盟不論從哪方面看來都極為自由，而他們之所以自由，是因為全村能用共同語言流暢溝通。我去本卡拉原本是為了考察社會建構論的身心障礙模式，結果卻發現，在一個耳聾無礙溝通的地方，聽障就不算障礙。

卡塔寇洛在手語中之所以獨特，是因為使用它的聽人比聾人還多。然而，卡塔寇洛也面臨存亡危機，因為本卡拉有愈來愈多聾人青少年被送往寄宿學校就讀，而他們在那裡學的是印尼手語。許多人與峇里島其他地方的聾人通婚，也以印尼手語而非卡塔寇洛溝通。近年來，本卡拉陸續有八名聾人遷居峇里島別處或移民澳洲。外地人不具有導致本卡拉村民耳聾普及的隱性基因，所以本卡拉的聾人即使與外地聾人通婚，也不太可能生下聾人孩子。

自二○○五年起，不再有使用卡塔寇洛的聾人父母生下聾人孩子，聾人父母將這種手語重新傳給聾人孩子的傳統就此告終。本卡拉的聾人逐漸減少，卡塔寇洛的溝通效能也隨之遞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比遠方更遠：走入個人與國族，凝視政治下的創傷與差異，一場起於變革年代的人性之旅》，大家出版

作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譯者：林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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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讓人理解，
民主無法移植，自由及公民性都必須學習，方能獲致。

繼《背離親緣》、《正午惡魔》，安德魯・所羅門最新作品。
走在變革邊緣，見證民主的崛起與消逝，重探不同社會對自由的定義。

「接受問題往往比執意解決更為明智。我曾想找出少數改變的事物有什麼共通模式——新的國界、民權和殘障人權的整體進步；許多不變的事物又有什麼樣的模式——無法帶來正義的選舉、權力腐化的傾向等等。而今我開始試著別那麼執著於規則，好好發問，慢點回答。」——安德魯・所羅門

在《背離親緣》裡，臨床心理學家安德魯．所羅門讓我們看見接納異於我們的孩子有多難，以及接納可以如何發生。在《比遠方更遠》中 ，身兼報導者的他前往過去近三十年發生劇烈變革的地域，點出接納異己之難，以及此一艱難所透露的寶貴訊息。

薩爾曼・魯西迪讚譽本書「絕非僅是『旅遊書寫』，而是一個真正到過世界的人為世界所畫的肖像」。書中集結了所羅門的旅遊報導，從1988年始，至2015年止，行遍7大洲，走訪22片異域，其中不乏當時極少人遊歷的中亞及非洲諸國。他之所以選擇報導這些遠方，有時出自純粹的熱情，有時則因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深入報導的理由，從而使他更愛這些地方。藉由探訪異地，他也對自身內心與外在的異鄉做了最深沉的剖析。

書中報導的目的不盡相同，內容與角度也相當多元，除了對他停留較久的蘇聯／俄羅斯有深入描寫，也詳細報導台灣故宮博物院在1996年擬將國寶借展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引起的社會抗議，以及借展事件對美國及台灣的政治意涵，還有中國飽受政治管制的藝術，與相形之下更蓬勃發展的飲食文化。

書中也深刻探索了南非在轉型正義多年後仍壁壘分明的種族階級，緬甸人民被高壓統治制約的心智，利比亞人對於部落的認同如何影響選舉，甚至不同國家的同志處境與政策等，還有些則是純粹的遊記，但每篇都是他對異地的第一手觀察。

在他決定將這些型態各異的旅遊紀行收錄於一書時，除了盡量忠於最初的視角，也為大多數篇章增添後續報導，使得本書不僅記錄了過往的時代精神，更是一部在不同國族的藝術、文化、性別認同、政治轉型、民主化過程等框架之內，針對個人與集體的心理研究。

作者著迷於旅行，起初是出於好奇，後來則認為旅行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為走出同溫層，就是改變的開始。旅行教人同理價值觀不一致的異族，學習成為矛盾的自己，並擺脫「世上只有一種最佳生存之道」的預設立場。由於他一生都對人類的復原力深感興趣，這驅動了他前往那些正經歷轉型陣痛的國家，他筆下的人們在歷經每一次變革時，無論是獨裁政權崛起，抑或民主四處開花，不管結局好壞，總是心懷強烈希望。他見證了那些信念，包括信念的黯然失色。

《比遠方更遠》年代可溯及上個世紀的冷戰，但核心關懷則與作者先前探討心理學和家庭動力的巨著一脈相承。不過，本書還捕捉了不同國族的歷史與社會動盪，反映出迥異於前作的心理。作者從個人的身分認同擴展至民族的身分認同，勾勒出不同族群的心理狀態，犀利之外，更難得的是不失悲憫。

一如《背離親緣》，他在本書中盡其所能地貼近各種群體，而這樣的視角切換總能觸碰到人心的最深處，直探異中之同、同中之異，並涵容兩者。他讓我們看到，若人在飽覽世界後對人性能多上幾分深刻洞察，那必是來自對「差異」的體認與接納。

Photo Credit: 大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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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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