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反瞞產運動」如何致使大饑荒更為惡化?
《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反瞞產運動」如何致使大饑荒更為惡化?
文:王力堅
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
統購統銷措施對農民糧食的強購,剝奪了農民求生的資源;集體化體制對農民自主性的限制,則控制了農民求生的方式。具體而言,集體化體制為中共當局起到雙重控制、雙重保險的作用。
一方面,集體化體制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讓當局能更有效管理、控制農民,尤其是掌握、控制、調度農產品資源;統購統銷的實施,就是在集體化之後得以更多進行超額徵購。
另一方面,當農民為了自救以瞞產私分方式對抗超額徵購時,當局便動用國家政權力量,在集體化體制內開展反瞞產運動。1958年底至1960年初,廣西即先後進行了兩次反瞞產運動。
反瞞產運動的主要導因,是高浮誇「大豐收」造成的誤判。環江縣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就是由於1958年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大豐收」後卻徵購不到預期的糧食,「豐產後的糧食到哪裡去了?自治區黨委、地委領導『調查』的結論是,相當多的糧食被『瞞產私分』了」,於是環江縣委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3日召開「反瞞產」四級幹部會議。會議後,「各公社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後手糧』(即反瞞產)運動」。
關於廣西第二次反瞞產運動,雖有廬山會議反右傾影響,但亦與「虛報產量、高徵購」密切相關:
當年(1959年)8月至9月,自治區黨委舉行第一屆九次會議和自治區、地、縣三級幹部會議,批判「右傾思想」,把在大躍進中虛報產量、高徵購、放開肚皮吃飯所引起的缺糧情況,說是下面「瞞產私分」造成的,群眾手中還有糧食。於是,在全自治區開展「反右傾運動」和「反瞞產私分鬥爭」。
人民公社化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集體化體制內得以順利推展,各地紛紛召開會議,「自上而下,層層開展反『瞞產』,通過大會小會輪番『核產』」, 以各級幹部會議打開反瞞產運動的局面。
反瞞產運動的主要目的即為了從農村徵購更多糧食。《資源縣志》專設一節「高徵購、反瞞產」作如下記述:
1959年冬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批判糧食問題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要求樹立全局觀點,號召申報瞞產糧,布置全面清倉核產。會後全縣組織880餘人的反瞞產隊伍,在全縣開展反瞞產運動。對983個生產隊進行清倉盤點,有些工作組搞假現場,組織參觀。在反瞞產中,對不按高估產報出產量的〔幹部〕不准回家過年。許多隊幹不顧後果違心虛報產量,以致出現高徵購的現象。1959年徵購了全縣糧食總產量的60%;1960年徵購48%,購了社員的口糧。
資源縣1959年與1960年的糧食徵購數額高達糧食總產量的60%與48%,此「成果」就是通過在集體化體制內開展反瞞產運動而達成。反瞞產運動是政府應對大饑荒的措施之一,卻也因此致使大饑荒更為惡化。
在人民公社高度政治化的反瞞產運動中,集體化與超額徵購得到更有效的交互運作,集體化體制強化了超額徵購的力度與成功率,而超額徵購的施行,也進一步加固了農民與集體化體制的關係。集體化與超額徵購二者配合無間的交織作用與效應,由此得到極盡的發揮。
在這種情形下,引發「廣西事件」的超額徵購教訓不僅被完全忽視,地方當局還變本加厲通過反瞞產運動進一步搜購糧食:「到各家各戶搜查,翻箱倒櫃,收繳所有的糧食」;「採取突襲方式對群眾家翻箱倒櫃搜查糧食,有的甚至挖掘床底找糧食」。 然而,基於高浮誇「大豐收」的超額徵購,即使動用反瞞產的強力操作也難以奏效,只會給農民造成更大損失甚至死亡。如前引田林縣1960年徵購任務增加到960萬公斤,經反瞞產私分運動的強力徵購,也只能完成179萬公斤,便已造成「全縣90%以上的農村食堂仍缺糧,農戶生活困難,實行『瓜菜代』過日子,部分鄉村不少群眾患浮腫病,或飢餓致死」。
反瞞產運動後期,甚至採取過激的鬥爭手段製造出多樁惡性事件,如「大新慘案」、「環江事件」、「寧明慘案」、「〔邕寧〕那樓事件」、「〔興安〕高尚慘案」、「〔那坡〕德隆核產事件」。 當時報刊對這些事件均無報導,除「環江事件」與「〔那坡〕德隆核產事件」外,其他事件在文革後的志書亦無載錄,只是被揭露於文革期間的傳單與小報。
這些事件均發生於少數民族聚居地,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備受摧殘,以致家破人亡。如「大新慘案」中,大隊黨支部書記黃啟寬等36名農村基層幹部被打成「瞞產私分集團」,遭受拳打、腳踢、鞭抽、「炒黃豆」等酷刑;最終1人被槍斃,1人判刑十八年,黃啟寬則被開除黨籍,判刑二十年。「〔那坡〕德隆核產事件」中,基層幹部與農民被毒打230人,傷殘118人,逃跑11人,鬥死8人,自殺8人;有四戶農家大人被打死,遺下孤兒5人。
通過反瞞產運動,包括農民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在內的生活資源幾乎被掠奪一空,大饑荒也就更為迅速蔓延開來。前述龍勝縣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貫徹「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但在虛報高產的基礎超額徵購的糧食無法兌現,1959年初便開展反瞞產運動,以致1960年陷於大饑荒,「全縣出現乾瘦、浮腫、子宮脫垂、小兒營養不良等病狀」。
集體化體制下操作的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而大饑荒蔓延之際,集體化體制對農民的人身自由限制更成為農民饑饉而亡的重要原因,群體性的死亡成為大饑荒時期的普遍現象。
前述「環江事件」,便是1959年秋收後,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環江全縣開展以「反右傾為綱」的第二次反瞞產高潮,把報不出瞞產私分糧的基層幹部,「施以殘酷的鬥爭和追逼」;於是,發生大規模的缺糧饑荒乃至死人現象,到1960年底統計,「在一年內,全縣共死亡2萬2685人,絕大部分屬於飢餓死亡(千分之十三點五為正常死亡率)」。
1959年冬,資源縣組織反瞞產隊伍開展反瞞產運動;1960年春夏間,全縣1000個食堂先後斷炊散伙;農民沒有飯吃,只好找野生植物等代食品充飢,農村普遍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現象;1960年至1961年,全縣共死亡5786人,屬於餓死的4200餘人。
河池縣1959年秋冬開始大量出現浮腫等病症,1960年1月起出現非正常死亡,但1960年5月卻開展反瞞產運動,至9月底止,全縣非正常死亡達2165人;1961年餓死人現象更趨嚴重,其中板慶大隊坡廠隊28戶共140人,死亡38人,佔全隊總人口27%,其中有容姓等3戶共11人,無一倖存。 如此太平年間的慘象,不由令人聯想到十多年前河池縣九墟鄉公所呈文所述戰爭浩劫後的災情:「無米為炊,筋骨無力,難以勞作。告貸無門,採野菜以充飢,大人猶可,小兒難支,號寒啼飢,為父母者,仰天長歎,坐以待斃而已。」 由此亦可見災害歷史縱深的潛隱且深刻的警示。
至於全廣西大饑荒的死亡人數,1993年出版的《廣西通志.人口志》載稱:「1959-1961年由於受三年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的影響,每年的死亡人數驟增,三年總共死亡人數145.10萬人,平均每年死亡48.36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22.15‰,是建國後廣西人口死亡率最高的一個時期。」
如果將全國與廣西在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數及自然變動情況進行比較則是:1959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為14.59‰,廣西人口死亡率為17.49‰;1960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為25.43‰,廣西人口死亡率為29.46‰;1961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為14.24‰,廣西人口死亡率為19.50‰,且看如下附表:
雖然在絕對數字上廣西大饑荒期間的死亡人數沒有其他某些省區多,但人口死亡率卻都比同時期全國高。這樣的差異,或許也如前引論者所言,跟廣西地處少數民族邊疆區域,經濟發展較為落後,而又因欲盡快改變落後面貌的壓力,比較容易接受急於求成而搞的高指標和浮誇風的因素有關。
然而,跟其他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內蒙古、西藏等不同的是,廣西又是所謂「革命老區」─左右江地區為1930年代初鄧小平等發動紅七軍與紅八軍起義的老根據地。大躍進期間,「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 的認知,促使廣西幹部與群眾的熱情與幹勁更為高漲,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卻也更倍感壓力:「漢區已轟轟烈烈,三江不趕上,幹部、群眾會感到落後而不滿意。」 政治上的壓力更為顯著。
1958年南寧會議後,廣西當局對「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展開批判,1960年代初,批判的影響依然存在。1962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廣西少數民族幹部金寶生(1927-2000,瑤族,平樂專區副專員)、楊文貴(1926-1978,苗族,柳州專區副專員)即表示,1958年以來的歷次運動,導致少數民族幹部「心情不舒暢」、「心裡很害怕」,提意見也必須「再三聲明,他不是民族主義」。
在這樣一種泛政治化的大環境下,廣西當局在民族工作中往往為了政治上積極表現而不惜違規操作,因而受到的損害也更大,反彈或衝突也更強烈。於是產生前文所提及的諸多現象:
隆林與龍勝兩個各族自治縣,便是像三江侗族自治縣那樣,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違背「民族地區互助合作運動方針」、出現「『硬趕漢區』的冒進傾向」,動員少數民族農民加入人民公社,「一夜電話會,全縣實現人民公社化」;上思縣瑤族農民對「大躍進」併村下山、搞集體食堂等不滿,集體逃回深山;西林縣瑤族農民抗拒煉鋼,上山躲避被圍剿殺害;地處貧瘠落後山區的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創造」畝產逾13萬斤的奇蹟;百色地區少數民族農民退社情況嚴重;少數民族聚居的鳳山縣反瞞產餓死人、大新等縣發生慘案等等。
甚至會因此產生更大的惡性衝突事件,如1957年上半年,「大躍進—大饑荒」發生前,少數民族聚居的那坡縣與靖西縣爆發延續兩個多月的「平孟區念井、共睦兩鄉土匪暴亂」,造成暴亂的主要原因就包括「照顧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和習慣不夠」。 1960年廣西公安機關破獲135起「反革命集團案」,發生在經濟發展落後的「邊沿山區結合部、落後鄉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就有115起,佔85.18%。這些現象,從不同角度反映出少數民族落後地區特性與政治運動壓力之間密切而微妙的互動關係。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遠流出版
作者:王力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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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重寫?」
本書聚焦於中國廣西,在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甚至延及1980年代初的時間範圍,並且聯繫全國在此時期的形勢與事態,考察了此時期諸多重大的歷史現象,包括統購統銷、集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高浮誇、瞞產私分、反瞞產私分、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乃至農村經濟改革等,圍繞著廣西大饑荒前因後果及其具體表現與深遠影響的研究主軸,形成「參照系: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廣西大饑荒導因」、「反瞞產運動:廣西大饑荒催化劑」、「反瞞產運動始末:以百色為例」、「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以百色為例」、「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廣西『瞞產私分』的意義及影響」、「集體化時期的廣西糾合事件」等篇章,各章互有關聯卻也各具不同研究議題的論述,對廣西大饑荒進行較為多元而全面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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