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的追尋》：約翰密爾自幼受到功利主義理論薰陶，卻因為憂鬱症而改變看法 - The News Lens…”
《人文主義的追尋》：約翰密爾自幼受到功利主義理論薰陶，卻因為憂鬱症而改變看法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Source文：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我們在上一章談到女性主義（feminism）時，認識了密爾夫婦。哈麗雅特主張女性有權追求最大、最高的「適合全體人類的領域」，帶有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
在此同時，約翰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自由主義理論，大大受益於他本人的女性主義思想與他跟哈麗雅特之間的討論，以及他讀過的洪堡著作。一八五九年，他發表頗具影響力的短篇作品《論自由》（On Liberty），在序言中引用了洪堡那本後來被發現的討論國家的書：目前為止，本書中展開的每一個論證，都直接指向一個偉大的指導原則：人類最為豐富的多元發展，具有絕對而根本的重要性。
密爾討論的主題是自由，但他一開始就引用這句話，把自由牢牢紮根於更廣泛的人文主義傳統。這段話所強調的兩個詞，多元與發展，在密爾的思想中總是跟自由密不可分，三者之間相輔相成。對他來說，如果我們擁有自由，而且頻繁地接觸人們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就算它們可能極其古怪——就能夠成為充分發展的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接觸多元性可以讓我們發展自己的可能性，而且這一切都是在文化豐饒的環境裡進行，不受國家干預，除非我們的所作所為傷害了別人。
密爾和洪堡都認為，國家的任務應該是在人們追求自身的自由與經驗而妨害別人的時候才能進行干預。國家沒有資格告訴人們應該做什麼：它的功能不是提供單一而完美的生活或道德模式，而是讓我們每個人擁有我們需要的空間做自己，同時又不剝奪別人的空間。
密爾也認為正確的教育方式非常重要，他在這本書裡，再次強調了多元性。我們需要透過種種經驗來拓展自我，這意味著「體驗生活」。洪堡也曾經寫過，我們在「各式各樣的情況」下可以學到最多，而不是單一的生活模式。此外，接觸各種不同的情況會使我們更加寬容：正如蒙田談到旅行的好處時說道，「這麼多不同的幽默、教派、見解、意見、法律與習俗，教會我們明智地判斷自己的一切。」
因此，密爾建議，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支持「在討論所有的問題時，享有表達意見與情感的絕對自由，無論我們討論的是實際還是臆測性的問題，是科學、道德或神學問題。」這包括了支持公開表達以上想法的自由，因為必須保密的自由根本算不上自由。他確實注意到，這樣的說法可能會得罪人；因為這表示人們會做一些別人認為「愚蠢、反常或錯誤」的事。但這不至於造成問題，除非這些事情確實傷害了別人（當然，怎麼定義「傷害」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以致我們今天還在爭論不休）。
《論自由》也對性與宗教產生了影響。密爾跟洪堡一樣，認為每個人應該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下，自由發展他們的親密關係。如同威廉與卡羅琳，他跟哈麗雅特也發展出非典型的關係，雖然（據我們所知），這跟渡船女郎無關。在他們相遇、相戀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兩人無法結婚，因為哈麗雅特已經嫁給別人了，而當時要離婚幾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丈夫約翰．泰勒（John Taylor）感覺是個不錯的小伙子，但他們結婚時哈麗雅特只有十八歲，後來她才意識到他們並不合適。當她遇到密爾時，她愛上了他，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花上幾個小時跟她談論哲學、政治和道德。他們從親密好友發展成戀人，最後在泰勒默許之下，兩人開始（多少算是）同居了。
為了避免別人說閒話，他們在一個遠離社交圈的郊區過著平靜的日子。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大約十五年，直到一八四九年，泰勒罹癌病逝。過了一段適當的哀悼期之後，她和密爾結了婚，但他們對標準的婚禮誓言做了一些調整。當時的婚姻使丈夫幾乎掌控了妻子的一切，包括她的財產。
儘管在法律上，他們無法宣布放棄這種控制權，但密爾在婚禮上宣讀了一份〈關於婚姻的聲明〉（Statement on marriage），指出他不同意這些權利，並承諾永遠不行使這些權利。因此，他們跟洪堡夫婦一樣，拒絕走上國家預先規劃的道路，而按照自己的想法訂下他們的規則。
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宗教。密爾在他的一生中有過不同的感受，他晚年時似乎思考過，在某個地方可能有一位抽象的、自然神論的上帝，對人類事務漠不關心。但整體而言，他甚至沒有表現出他有這種信仰。在當時來說很不尋常的是，他是在沒有被灌輸宗教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長大的：他父親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是一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他放棄了自己從小接受的長老會（Presbyterianism）教育，轉向他的朋友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思想，所以約翰反倒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讓我們回溯一下他的童年。
自幼受到功利主義理論的薰陶，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這無疑是自蒙田的父親試圖讓兒子以拉丁文為母語以來，最奇怪的育兒實驗之一。雖然詹姆斯沒有這麼做，但他確實也在家裡教育他的孩子，讓約翰從很小就開始接觸古典文學，早到令人驚訝——在他還是個蹣跚學步的三歲小孩的時候，就開始讀《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學習希臘文，接著念希羅多德、色諾芬（Xenophon）與柏拉圖的作品。
他大約七歲的時候開始學拉丁文，後來還負責把他所學到的東西教給年幼的弟妹。每天早上吃早餐之前，約翰都要跟著父親，在位於倫敦北部紐英頓綠地（Newington Green）住家附近宜人的農村散步，開始一天的生活。這本來應該是一件幸福指數破表的事情，但在散步的時候，約翰必須針對他前一天讀過的東西進行口頭報告，然後聽詹姆斯就「文明、政府、道德、精神修養」這些議題發表高見。最後，約翰還得用他自己的話複述主要的論點。
要是能知道他母親哈麗雅特．巴羅．密爾（Harriet Barrow Mill）怎麼看待這一切就好了，奇怪的是，雖然約翰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他的自傳裡卻對她隻字未提。
起初，約翰受到父親的影響，而在年輕時便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功利主義協會，有三位成員。後來他繼續發展和使用功利主義思想：《論自由》中描述了自由的利益與損害的平衡，可以看到功利主義的影響。
然而，在他大約二十歲的時候，他的遭遇改變了他對這種平衡的看法：他得了憂鬱症。他跟五個世紀之前的佩脫拉克一樣，深受無感症所苦，無法在任何事情上感到快樂。他因此對幸福的計算產生了質疑，如果由於更深層的原因，你無法感受到這種幸福，那麼去計算幸福有多少又有什麼意義呢？
後來密爾的憂鬱症康復了，有一部分要歸功於一個意想不到的發現：詩。他父親和邊沁都沒有意識到詩的重要性；邊沁還輕率地說，詩是不著邊際的寫作。當時約翰卻反其道而行，愛上了這種文學體裁，特別是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作品，他的詩充滿了激情與對大自然的熱愛。華茲華斯還試圖在他的《序曲》（Prelude）中回溯一個人從童年開始發展內在經驗的過程：頗有Bildung的味道。
閱讀華茲華斯的詩使密爾開始反思，人類需要這種更深層的滿足，而其他動物似乎沒有這樣的需求。我們追求意義，我們渴望美和愛，我們在「自然萬物、藝術成就、詩歌想像、歷史事件、人類行為、過去與現在，以及它們未來的前景」——也就是所有的文化層面上——尋求滿足（這讓我們想起馬內蒂在他的論著《論人類價值與卓越》中寫道：「判斷、記憶與理解能力為我們帶來了多少樂趣！」）
幸福仍然是值得追求的善，但密爾現在開始明白，有些幸福比其他的幸福更有意義，包括了自由、「活著」和「身為人類」的感受（他將會在《婦女的屈從地位》裡談到它們。）嚴格的功利主義無法輕易地接受這一點：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可以計算的幸福單位，而是無法計算也無法測量的特質。密爾的新思維雖然不夠嚴謹，卻更為細膩。他的想法比邊沁更人性化。
密爾人性化的特質修正了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例如，這把自由主義跟它的拙劣模仿品，現在稱之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意識形態區分開來，後者任憑富人不受控管地追求利潤，卻讓其他人面對社會遭到嚴重破壞的後果。對密爾與洪堡來說，這不是自由。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不僅重視還會提供更深層的滿足：包括了意義與美的追求、多元文化與個人經驗、探索知識的興奮，以及愛與友誼帶來的樂趣。
密爾總是說，哈麗雅特為《論自由》以及後來的《婦女的屈從地位》貢獻了許多想法，不過他終究沒有把她的名字放在這兩部作品的扉頁上——如果他真的有這麼做，那也是她死後的事了，因為她沒有活著看到這兩本書出版。
一八五八年，她死於一種可能是肺結核的呼吸道疾病，當時他們人在亞維農，為了尋找陽光與更有益健康的空氣而南下。悲痛之餘，密爾在那裡埋葬了她，甚至在附近買下一棟房子，以便他和她女兒（與泰勒所生）可以繼續待在那裡。
他為她寫了一篇墓誌銘，大肆讚美她的成就，其中有一句話：「只要幾個人有她那樣的心靈與智慧，這個世界早就成為人們憧憬的天堂了。」他沒有說那會是什麼樣的天堂：跟其他的人文主義者一樣，她的行為與著作會在她死後發揮影響力，使她活在人們的記憶中。
密爾繼續從事政治與哲學工作，把他的女性主義思想付諸實踐。一八六五年，他參選英國議員，競選承諾包括將選舉權擴及婦女。他贏得了席次，但他針對一八六七年的選舉改革法案所提出的婦女選舉權修正案（他建議把「男人」一詞改成「人」）卻沒有通過。
不過，針對該案展開的議會辯論卻使這個議題跨出了一大步，後來被他視為議員任期內最大的成就。五年後，也就是一八七三年，他與世長辭，跟哈麗雅特一起葬在亞維農。
今天的自由社會仍然建立在洪堡和密爾的思想之上，其中不僅包含他們對於自由的思考，也包含了他們的人文主義關懷：他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令人滿足的社會，讓我們每個人能夠展開自己的人生，把我們的人性發揮到極致。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宣稱它已經完美實現了這樣的願景——遠非如此；但是，實現一個靜態、完美的理想從來就不是自由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目標。事實上，這也不是人文主義的目標。這三者所追求的是在生活中多創造一些善，少一些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文主義的追尋：人文主義七百年來的自由思考、探究和希望》，商周出版
作者：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譯者：陳衍秀
世界愈是混亂無望，我們愈是不能放棄自由思考的能力。
繼《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
暢銷作者莎拉．貝克威爾再次展演哲人們用生命獻唱的饗宴
看偉大作家、教育家與思想家們如何在災禍絕望中找尋光芒，為人類文明開創燦爛篇章
沙特說：「存在主義即人文主義。」莎拉．貝克威爾則認為，人文主義並不只是一種思潮，更是前人對真理真相的執著、奮勇不懈的展現，是璀璨光輝的生命軼事。
十四世紀的佩脫拉克與薄伽丘，在荒煙蔓草中找尋失落的古羅馬文本，保存了讓後世足以研究的質料；十六世紀的蒙田憑著對生活的熱愛，奠定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而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對啟蒙理性的堅持、休謨在治學上的審慎與寬容，以及近現代的密爾對女性主義與人性教育的進步視角、羅素在戰後推動的人文主義運動，對當代人類的思想有著重大影響。他們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困境，卻憑著自由思考的能力，為人類爭取更幸福的未來。
從幾世紀前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近代的多元主義、意識流文學、民權解放、公民不服從、種族與性別平權、LGBTQ+……當今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是七百多年來，作家、教育家、思想家們，在黑暗與困頓中，透過探索與提問，一步步建立成形，而這一切思想發展的漫長旅途，將透過莎拉．貝克威爾優美、幽默而博學的講述，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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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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